他是我国第一部全相参、捷变频、多波束三坐标雷达——384雷达的产品总设计师；他主持、参与和指导了多项国防急需的军事装备的研制；他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……

　　他就是贺瑞龙。1949年，10岁的贺瑞龙跟随母亲和姐姐去上海同父亲一起生活，便在上海读小学。贺瑞龙回忆说，那时学校对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少先队员的教育，就是应该要做共青团员，共青团员最后要变成共产党员，这条路已经铺好了。

　　“那个时候就知道只有自己不够优秀，不足以让组织吸纳入党，根本不存在自己不想入党的想法！”就这样，贺瑞龙于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1969年，贺瑞龙积极响应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、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口号，满怀理想和激情，从南京出发，坐上了6天6夜的车来到当时位于贵州都匀的38所，开始了扎根山沟，艰苦创业的光辉岁月。

　　刚到大山的时候，基地建设还没有完成，只有几座房子孤独地伫立在那里。贺瑞龙和其他单身汉一样，都住在一间大办公室里。后来，大家起早贪黑，自己动手，挖土、和泥、脱土坯，住进了“干打垒”房子，对于那时的他们已经很是心满意足了。

　　生活上的苦难并不可怕，大家更多考虑、更多关心的是科研生产。刚到贵州，大家都一穷二白，白手起家，只知道有了项目，才能有饭吃啊！于是，大家就开始自己想项目，设计方案。贺瑞龙当时就负责研究、设计384雷达。

　　384雷达作为一部中大规模雷达，贺瑞龙及团队当时就提出自适应等一系列全新的技术，挑战非常大。由于该部雷达使用了较多新技术，且处于山区环境，因而产品的研制周期比较长，十年才磨一剑。通过大家一起团队合作，克服困难，进而突破一个个关键技术，共完成了12个课题的研究。该雷达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，把我国带入了三坐标雷达技术世界先进行列之中，也实现了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的跨越。

　　在那段青春岁月中，最令贺瑞龙难忘就是384雷达的出口，那时候雷达已经研制成功。当年，某国要求38所先把产品拉去试用，看性能后再决定是否签订合同。这不仅对贺瑞龙，也对雷达提出了考验，因为384雷达的设计指标是连续开机运转72小时，而该国军方要求把雷达架设后就一直开着，一个星期才停机半天，远远超过了设计指标的72个小时。一个月后，经过多重考验的雷达以无懈可击的质量让外方代表无话可说，并且直接把雷达部署到了战场第一线。

　　384等雷达的出口，为38所赚取了一大笔外汇，这也为搬迁合肥奠定了经济基础。

　　采访最后，贺瑞龙说“384雷达从方案认证到设计定型整整11年，所以我这个人这辈子很简单，尽管在山里面吃过苦，但多少也搞出了一点成绩，对得起这个国家对我的培养。